传乐视印度分部裁员85%，或退出印度市场
法官的说理要紧紧围绕可能影响司法裁判结论的必要之点来进行。
[105]从解释论的角度来说，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对违反国家规定作限制解释，亦即，这种情形的违反国家规定仅指违反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而不包括违反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只有当行为人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时，才能产生反对动机（才能产生遵从法的动机），进而才具有非难可能性。
亦即，使宪法不是单纯地作为审查性规范而存在，而且作为确定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内容的事实性规范而存在。刑法必须在整体上被看作社会的宪章，它是一国范围内个人和平共处的保证。[82]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台北元照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第3页。它适用于许多犯罪，尤其是国事罪。[59]显然这只是一种逻辑推理，法益保护原则的主张者从来就没有试图建构犯罪人—危险式刑法，但从刑法的特殊性来说，本文仍然认为法益保护主义是宪法原则。
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都需要在宪法与刑法之间进行循环解释。基本理由是，这一规定违反了明确性原则，而明确性原则是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二）实质重合：自治立法权的充分行使 所谓实质重合，是指一般地方立法权的特征和自治立法权的特征在X事项上呈现结构性耦合。
[61]其三，同样是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自治区立法仅需符合《立法法》73条和第80条的原则性规定即可，并无明确的范围限制，而自治州则受到第72条和第82条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三类立法事项的明确限制，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对自治区和自治州的立法权选择偏好施以积极影响。[38]参见张殿军：《民族自治地方一般性地方国家机关权力与自治权比较研究——基于范围、边界及自治权的消解与进路》，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一，根据《立法法》75条第1款，自治州的自治立法权仅由人大行使。诚然，自治州两类立法权究竟如何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应视各州的具体情况而定，仅聚焦纯粹的释义学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在福柯那里，作为传统规训（discipline）手段的新发展，[65]治理术的目标是消灭一些现象，但完全不采用禁止的方式‘你不能这么做，也不是‘这是不能发生的，而是通过现象本身来逐渐消除这些现象。参见郑毅：《对我国立法法修改后若干疑难问题的诠释与回应》，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期。
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恩施州人大最终决定该条例改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推进出台，[2]而同步推进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酉水河保护条例》却仍以单行条例的形式出台。[9]沈寿文：《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载《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而2014年，石林县却绕过昆明市，将拟制定的自治县单行条例——《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石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石林自然遗产保护条例》）直接上报云南省，并于2016年3月31日被云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第二，在实践中，虽然存在立法权选择适用的瑕疵，但这些错位的单行条例长期以来已经在特定自治州内部就X事项构建了相应的规范体系并全面渗透进X事项在该自治州法制运行的方方面面，在新规范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贸然将其推翻，将对自治州法治建设全局造成消极影响。
此为自治县滥用自治立法权的典型，即在现行《立法法》框架下，自治县针对这些事项本不享有相关立法权。[27]关于这一范畴在包括自治立法权在内的一切民族区域自治权行使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学界已在相当程度上达成共识。[17]其中，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内涵和范围相对明确，而城乡建设管理相对模糊的边界则存在诱发扩大解释的风险。前述逻辑可以图二整合说明：[31] （图略） （图二） 由上，若X事项可被归入地方民族事务的范畴，则自治州具备实施自治立法权予以规制的可能性。
[16][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9年版，第25页。其二，《立法法》72条严格限定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范围的意图较为明显，[49]相较之下，自治立法权在具体的事项范围上并无明确、严格的限制，更有利于充分实现自治州的既定立法目标。
判断的关键其实在于民族性因素与三类事项的契合模式。[47] 第三，共同上级地方的统筹立法。
[71]相关方法论之争详见郑毅：《规范文本、政制实践与学科贡献——一种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研究的前言》，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将城市管理事项的空间范围拓展至镇、乡和村庄，即为城乡管理的内涵。但由于是实质重合，故上级地方的一般性立法在本质上有悖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原则和宗旨，故自治州人大得通过行使自治立法权的方式出台相关规定，并根据《立法法》90条第1款之规定在事实上形成对上级地方既有一般地方立法的效力替代。把这些现象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而不是以强制的法律对它们说不。《立法法》显然采取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策略——属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事项，必须接受中央立法的全方面规制与调控（如72条第1款要求地方性法规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而属于自治立法权的事项则在基本原则的控制下基于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享有充分的自主空间，进而建立起国家法制统一与自治州自治权充分行使的双赢格局。有观点提出：当一事物与某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发生了关系，它就具有了民族意义，[24]但颇有将民族性扩大解释之嫌。
三、量与质的博弈：形式重合与实质重合的畛域界分 情形②和情形③代表了自治州在一般地方立法权和自治立法权中进行两类纯粹选择的可能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X事项的属性显然并非黑白分明，而是往往置身于兼具一般属性和民族属性的灰色地带，因此对情形①的解剖麻雀就显得格外重要。三是根据《立法法》76条的规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只能由自治州人大制定，而关于X事项的立法究竟应选择一般地方立法权抑或是自治立法权，显然属于自治州的重大事项。
第23条明确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当体现当地的民族文化、自然遗产风貌，设置的游览区和相关经营服务项目应当符合哈尼梯田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属性。如第3条将相关的防护林、灌溉系统、民族村寨和其他自然、人文景观等构成的文化景观列为哈尼梯田的规范内涵。
[55]基于《民族区域自治法》８条的规定：上级国家机关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依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努力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治州得以行使自治权（自治立法权）为由抗辩上级地方政府的一般性事权（一般地方立法权）。第9条将档案建立、宣传教育、旅游娱乐等作为自治州的法定职责。
[69]从2001年的修改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执法检查反映的问题来看，前述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70]这与民族法学研究滞后的现状相结合，又再度放大了消极的马太效应。参见郑毅：《论上下级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法律调整》，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简言之，所谓的理论基础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质所决定，不存在过多演绎和诠释的空间。一方面，根据《立法法》75条第1款，自治州单行条例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拒绝立场却往往基于如下因素而不易形成：一是自治州立法本身属于其所在省级地方法治建设与发展成绩的重要组成。
第一，在理论上，作为拉德布鲁赫公式的重要目标，法安定性一直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其一方面体现为法规范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亦体现为对特定法规范解释的延续性。《立法法》75条第2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可见在形式上，是否存在变通的成分似乎亦可作为区分自治立法权和一般地方立法权的标准。
2.规范基础：基于自治权范畴的双向标准 虽然明确了地方民族事务的范畴，但就相关判断的实际操作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自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行至今，30个自治州的立法事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于丰沛的法制需求同立法权单一性和低效性之间的矛盾。
但不论如何选择，均不应对自治县的既有单行条例规尤其是其背后所蕴含的自治权构成僭越。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版，第275页译者后记。
由此，可将情形①所蕴含的X事项对一般地方立法权和自治立法权兼涉的状态进一步分解为形式重合和实质重合两类，兹分别讨论。第二，不能根据同样具有二元立法权结构的自治区自治立法长期阙如的现状而贸然将自治州的一般地方立法权推定为威胁传统自治立法权的洪水猛兽。最后，变通标准的低度适用性。武增：《2015年立法法修改背景和主要内容解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63] 第二，在理论上，自治州立法权结构的双核化可在某种程度上解读为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术理论（governmentality）的制度映象。[38]那么，这些伪自治权能否与真正的自治权等量齐观而被直接纳入自治立法权的范畴清单？[39]笔者认为，自治州的这些自治权在内涵和构成上与同级一般地方（如设区的市）所享有的权力并无本质差异，之所以被列举，一方面，在立法目的上可解释为立法者对民族自治地方同样享有这些权力的法律地位的宣示和强调。
刘锦森：《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之区别》，载《新疆人大（汉文）》2016年第1期。[73][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页。
其中，自治州的上级民族自治地方显然只能是自治区，因此该情形的指向是相对明确的——我国目前仅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辖5个自治州。其一，在形式重合的情况下，自治州人大本来就具有选择具体立法权形式的自主空间。